欢迎访问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委员会网站!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盟史资料 >> 正文

民盟部分成员在雅安的早期活动

 【发布日期:2021-11-17】 【字号: 】 【关闭此页

作者简介:郑梦麐(1913--2001),四川广汉人,民盟盟员,曾任西康省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建雅安市支部主任委员,雅安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等。

 

(一)前  言

雅安是原西康省的门户。解放前,四十年代期间,该省军、政首脑刘文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穿梭往来于成都、雅安两地。抗战期间,更因为雅安的地理位置和各种外在因素,数年间,竟成为川康两省接壤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刘(文辉,下同)在政治上是雄心勃勃的人物。为了及时掌握国内大局情况,多年以来,由段升阶、邵石痴二人代表他与成都各方面人士、特别是进步人士秘密接触,其中接触频繁而又建立起密切关系的,首推民盟组织内的一些同志。据我所知,如杨伯恺、马哲民、沈志远……等人,都是邵石痴座上的常客(段升阶因年龄较长,身体弱,不能长住成都,更多的时间是由邵一人担任)。他们除互相走访随时交换意见外,还在成都苦竹林街西康省府驻蓉办事处(邵任处长,即代表)举行周末聚餐会或必要时的座谈会。利用这种团聚,对国内政局、国际动态等方面,彼此交流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刘文辉提供信息。四十年代期中,刘还加入民盟足见他对民盟组织特别信赖的思想感情。后来,由于民主党派在发展组织方面的分工有所划分,才退出民盟而参加民革。但这已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了。

 

(二)早期活动纪要

刘是西康的首脑人物,在防区制时期,如何把这块贫瘠边区省建设成略具规模的边防要地,这是巩固防区,加强政治资本的要着,也是摆在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要建设,就要有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呢?除向外省招收,本省是无法罗致的。刘有鉴及此。远在西康筹备建省时期,就于1937年在康定办过一期县政人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是由四川招收的,对象是大专程度的知识分子,这是刘为西康建省最初培训的一批县一级人才。以后,又陆续举办了财务、保甲、合作人员等训练班。

抗日战争中,蒋党中央以团结抗战为幌子,提出所谓三级训练原则,即在重庆设立中央训练团;各省设立省训团,各县设立县训所。后来专区一级也设立了训练机构。在此时期,刘接受了进步人士的影响,也计划把过去所办各种训练熔为一炉(刘的口头语),把全省干部,包括藏、彝各族通通轮训一次,为本省培训一批人才。因而借此机会,从1941年起,在雅安举办了“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简称西康省训团),自任团主任。刘是以办学起家的,早期以办学而建立起来的“学友互助所”,在他所率的二十四军内部,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使一个军的编制,发展壮大到一百多个团的庞大队伍,成为四川军人中首屈一指的兵多、将广、地盘大、粮饷足的地方部队。

刘这次办学目的,表面上接过了蒋党中央一些漂亮口号,以装饰门面。但其内心是一方面通过这一短期训练,进一步密切他与各级干部关系的同时,更增加一层师生关系,以牢固树立自己的偶像地位;另方面是要达到加强团结,增进友谊,搞好汉藏、汉彝间民族关系,减少地方上的人事摩擦,为建设西康、巩固西康这一边远省区,铺平道路。

西康省训团的教学内容,是参照当时蒋管区各地训练机构的讲授课程。到了1943年第五期,以普考形式从四川招来一批学员之后,在教学内容上就作了一些修改。这时,我们盟组织方面的知名学者、大学教授如上面谈到的杨、沈、马等人及其它民主人士,应刘文辉邀请,由邵陪同来雅安。名义上是讲授专业知识和必修课程,实际是结合当时的国内情况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向受训学员灌输进步思想、统战意识和形势教育。

那时雅安的生活条件,比起其他地方是较差的,食住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来雅的进步人士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又有比较安静的住所,邵石痴特委托我担当起接待的任务,并暂借省银行的空余房间,作为他们下榻之地。

来雅的进步人士,每次人数多少不等,有的常来、有的不常来。由于邵的介绍,我与常来的杨、马、沈三人,比较熟识,交谈接触的机会也多。至于那些不常来的人,一离开雅安,印象就淡了。解放以后,我在蓉参加民建、工商联会议,有人亲切同我交谈,事后,才知是民建的黄宪章同志。我参加盟省委召开的茶话会,见到一位面熟的人,会后询问,才知是民盟的曾庶凡同志。

在西康省训团教过学的进步人士,教学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听讲学员在思想上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根据当时的有关人士反映:听了进步人士的教学,在涉及到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实施宪政,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制止一切特务暴行等问题上,深得受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认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代表了群众利益。

另据一些直接听讲的学员反映,此次教学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也扩大了眼界;对过去受国民党反宣传的影响有了鉴别能力,分得清是非界线;对地下党和民主党派产生了正确的看法,摆脱了“人云亦云”的盲从附和状态。

总的来讲,进步人士在西康省训团的一切活动,不仅使民盟在雅安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加。而且通过受训学员回到工作岗位,把民盟影响扩大到西康的各个县区争取了更多的人民群众。因此,解放战争末期“迎接解放”这一群众性高潮到来时,西康人民之所以较有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从这些地方打下了一定基础。因为成百上千的学员回到群众中去,影响人民大众,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949年刘文辉通电起义,全西康的社会秩序,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也有其他因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当然,最根本的一条应首先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解放大军的无比威力。但是民盟同志,在西康省训时期,对团里成百成千人的宣传教育,也的确起到了不小作用。

杨、马、沈……等人是盟内的同志,他们在雅安的一切活动,应该可以认为代表了民盟组织的早期活动。而且他们在短暂的教学之余,根据雅安情祝,从关心革命事业的前途出发,还作了一些安排。就我个人亲身经历,如实写在下面。

1)杨伯恺同志当时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他把报纸看成人们的精神食粮,因而很关心在成都出版的《华西日报》销路(他是该报编者之一)。他对我说:“《华西日报》为什么在雅安没人看。原因在哪里?”我告诉他:“雅安是由报贩组合起来推销成、渝两地出版的日、晚报。他们以多销多得手续费为目的。据报贩们说:《华西日报》无人愿订,人们把它看成是‘异党’报纸,所以不愿推销。”杨听之后,莞尔一笑地说:“《华西日报》的特点爱登载进步理论文章,又有独家新闻,不合蒋管区一些人的胃口,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我想点法子,推广销路。并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要忽视它。”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只好另辟门路,把订报对象放在一些私家银行、公司和大的商号方面,因为这些对象职工人数多,订报一份比私人订一份报纸其作用要大得多。经过一番努力,也只推销了十多份。我为了尽可能地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特做了几只报架,每日张贴,让人阅览。过了一些时间,午后贴上的报纸,深夜就被人取走。多次如此,才发觉是政工处干的。政工处是搞特工的机构,它们目的何在?为了防患未然,我把这事面报了刘文辉,他说:“不要理它,我叫刘济民去打招呼,不准这些人乱搞”。这一小小风波,才算收了场。

2)杨曾问我省行有多少职工,还问这些职工的政治倾向怎样?我顺便谈了谈对职工的看法。杨说:“听邵先生谈过,你打算迁出银行另觅住处,这很好嘛!因为公余之暇,可多看些书报,这对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以后单独来雅的人,就住在你家里,这要放心得多。但是迁出去会增加经济上的负担,能行吗?在座的邵石痴接着说:“迁居的事,可慢慢来,不要性急。”后来,我终于在大众路(原田所街)觅到一所小独院。迁居以后,在这里接待了一些人。

3)邵对我说,蒋政权搞的临时参议会,快要在各县成立了。他同段商量过,为了使我多与地方上的“士绅”人物接触,将来需要,好利用这种关系,决定给我搞一个参议员。我问这是为什么?邵说,以后会通知你的。

邵谈话后不久,西康省府的一位要人一一张敬熙来省行向我说,刘文辉主席把决定本省各县临参会人选的任务交给了他,接着又说,以往他在县政人员训练所教书时,与我的关系很不错,这次他推荐我任雅安临参会参议员,刘也有此意,并立即批准了。言下对我很有“德色”。我因为内心早有了底,当即向其致谢,并表示感激之情。

4)杨、邵、段和我在一次谈话中,杨说,抗战胜利之后,时局可能会紧张,斗争也会更激烈。现在的问题是,蒋在狗急跳墙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他不会重搞一次大屠杀!那时候在成都方面的一些人,有必要转移。雅安这个地方距蓉不远,又是刘先生的防区,他是可以信赖的。但是住在雅安城里,也太引人注目了,最好是住乡下。将来能设法办到吗?我说,这里的一些茶商老板,大都与我有交情,也有经济上的联系(指与省行有借贷关系),他们在乡间用来收购茶叶、存放茶叶的房屋就很多,临时借住一下,完全有把握办到。

后来我利用各种借口,同一个茶商老板夏克烈谈妥了必要时借住房子的问题,夏表示:不论何时都欢迎。

5)1945年,抗战胜利了。邵对我说,不久,他要离开四川到上海去。几年来,我做了不少工作,杨、马、沈、段几位都很满意。今后,也还有一些工作要继续做,决定发展我为民盟盟员,他做我的介绍人。又说,西康这个地方,通过刘先生的提名推荐(注四),要发展一批人,先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字;在县训同学里面,有朱刚夫、张镇国、许荣范;在关外有范昌元(德格县长);雅安有他一位老熟人叫鲜怀民。我当时问他,范昌元与军统有关系,为什么要发展他?邵说,那是刘先生叫他打进去的;刘为了要知道进入西藏的蒋帮分子,所以要范打进去。同时,他告诉我,以后就听杨、段的通知办事。他何时回川,现在还定不下来。

 

(三)解放战争时期活动的简况

1)解放战争时期,来雅的人少了,现在觉得还有印象而可以一提的是:1948年到1949年,我接待了一位袁大正同志,他有一次去康定,有一次去外地,都是我代雇的滑竿。去康定那次,气候已很冷了,而袁衣着单薄,又无行李,其艰苦精神令人起敬!我只好代备被褥,以御严寒。开始袁拒绝,后经反复告知途中情况,才同意了。有次他由外地返雅,小住了几天。当时,正是报载崇宁县发生王蕴滋起义失败的新闻后不久。袁向我说:有一朋友缺乏旅费,希望我能帮忙。我立即照他所说的数字备妥交付。在他离雅的时候,又如数归还我了。当时,我很想知道,那些缺乏旅费的朋友,是否就是在崇宁起义失败而来雅的人呢?但由于我是搞接待工作的,不便询问,只好按通知办事,不涉及其它因此就搁下了。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么,杨、邵等人要我安排乡间住房的问题,是有预见性的。

2)刘文辉起义前夕,袁大正又来雅安转荥经。因他的关系赵锡骅到了雅安,接着彭迪先也来了(我是在赵来雅以后,见到彭的。当时,他是以殷文达名字出现的)。荥经其他同志陆续到了很多人。12月9日,刘文辉正式通电起义之后,盟的同志在雅安举办了报告会(地点在浸礼会礼拜堂),彭迪先、冯泽生、罗西玲等多人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事政策、人民民主专政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演。听众多、影响大。另一些同志还演出了革命话剧《白毛女》,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在大北街汇通银行楼上我还参加了一二次会议,参加的人很多,朱世正、黄汝杰二人就是在会上见到的。

3)1950年2月1日解放军正式进入雅安,盟的一切活动,曾暂时停止;稍待了几日,民盟西康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才正式成立。委员有杨立之、冯泽生、赵锡骅、杨汇川、罗西玲、江文远、陈为珍、郑梦麐等人。

解放初,我到成都开会,曾应邀去盟省委,在到盟省委的街口,与袁大正不期而遇,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张松涛同志,在盟省委工作。

 

(四)结束语

解放以后,我接待进步人士的工作结束了。多年来,我为作过这一工作,内心感到荣幸!自问没有虚度年华;对人民事业,总算起了一颗螺丝钉作用。但也为这一工作责任重大,产生过不必要的顾虑,因为每一位被接待的人去后,总是愿他平安无事,不出问题。否则,会给人民带来损害。解放以后,我回顾了这一工作的始末,幸未发生任何事件,心情上是感到自然的!不图事出意外,竟有人怀疑揭发在成都解放前夕,于通惠门外十二桥殉难的烈士许寿兰同志(是解放前曾在雅安省行住过的人之一)的牺牲与我有关,而背黑锅二十多年。经党的调查了解,证明完全与我无涉,平反了这一冤案。

                                                                (原载《雅安文史资料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