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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 乐为“四化“献余年

 【发布日期:2015-09-30】 【字号: 】 【关闭此页

我是1977年退休的教师。我是为了让小儿子顶班才退休的。那时,十年内乱已成为过去,我心情畅快,但是许多左的东西尚未清除,我也没有打算在退休后再做些工作。我想,自己劳碌一生,年近花甲,现在退休了,正好天下太平,该清闲几年,好好享受晚年的清福,把家务事管好就可以了。退休在家,我也闲不住,常常代邻居写信,帮助调解民事纠纷,为一些学生复习功课。我觉得能这样为群众服务,也是晚年的一种乐趣,我感到满足。

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党的各项大得人心的政策逐步落实,“左”的错误和影响逐步得到纠正和清除,民主党派也恢复了活动。全国人心振奋,我也受到很大的触动。我是1945年加入民盟的。我想,作为一个老盟员,能满足于这样“安度晚年”吗?尽管我一家在十年内乱中受过很大的冲击,老的住牛棚,坐黑牢,小的横遭歧视、受排挤,可那不能怨党啊。回想起全国解放前,我们盟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之中进行过多么艰苦的斗争!那时候,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我们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和战友们并肩战斗,而且还把自己的个人收入除必要的生活费用之外,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别的同志。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都在为“四化”建设努力奋斗,我,一个老盟员,想想盟的历史,想想自己的青年时代,想想祖国的锦绣前程,怎么能安于退休享清福呢?

1979年上半年,盟组织恢复活动以来。我多次到雅安盟县委开会。听到了盟中央和盟省委一些会议的传达,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老盟员,应该自觉地当好党的助手,充分发挥盟员的作用,虽然退休了,也应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竭尽棉薄,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两年多来,这些思想推动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协助党落实政策

协助党落实政策,是盟的一项工作任务,也是盟员的责任。天全县盟员邱新民(又名邱水)同志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因涉嫌“组织反革命暴动”被判刑劳改,死于劳改场所。1980年上半年,大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已摘了帽子并得到改正,可是邱新民同志连“右派”帽子都还没有摘掉。我虽和他素不相识,从未见过面,但协助党落实政策的责任心促使我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就积极地去了解情况。我先走访邱的亲属。据他母亲说,他们去县上问过。答复是“不能改”又说,他们家已经摘掉三顶帽子了,不敢再去深问。当时,天全县摘帽办公室已撤销,我鼓励她到县委宣传部去反映,我自己也到宣传部去了解。宣传部同志告诉我,邱新民同志不只是“右派”帽子问题,还有“反革命暴动”一案,是专区定的,县上不好办,可能翻不了案。我又找到一位党盟交叉的同志了解。他说,他参加了摘帽工作,但未参加邱新民一案的复查,听说,怕翻不了案。我再访问邱的母亲。她说,邱新民定案判刑时只有二十五岁。解放前他与陈为珍夫妇等同志一起从事地下活动时,只有十八岁。我想,这样一个人,不能说对党对革命没有感情,怎么会反党甚至搞反革命暴动呢?但我毕竟不认识他,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感到障碍重重,想不再过问此事,又考虑到既然发现问题,就应该搞清楚。而且,盟组织一再强调盟员要当好党的助手,协助党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记得我几次去盟雅安县委反映邱新民的问题,都得到鼓励,还曾行文通知我,把天全盟员情况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作了解和统计。组织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我又想,解放前多少盟员和党员并肩战斗,解放后,有些盟员却成了“右派”。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已按政策得到了改正,邱新民该不该改正呢?有必要弄清楚。如该改正就应积极协助党做好工作。争取早日改正。这样,不仅邱本人能恢复名誉,也能调动他的家属的积极性,使党的改正错划右派的政策得到落实。我是一个老盟员,而且是天全县盟小组长,有责任做这个工作。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还得自己消除思想上的顾虑。十年动乱之中,我家被说成是成都下放来的“右派”的联络站,说我和“右派”分子来往亲密,叫姐呼妹,我一家因此而成了“反革命”。现在,好些认识并了解邱新民的人都不言不语,我这个与他既不相识也不相知的人来做这件事,岂不是“捉虱子往自己头上爬——自找麻烦”?我回顾了自己解放前在盟组织中工作的情况,思考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的信心终于战胜了这种不必要的担心。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再三向县委宣传部反映,又鼓励邱的亲属主动反映情况。最后,经过复查,确认邱新民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所谓“反革命暴动”一案也得到平反,天全县委和法院分别作出改正和平反的决定。以后我又多次反映邱新民同志老母亲的生活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当我看到党的政策贯彻落实了,听到邱新民同志的母亲和弟妹们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赞颂党和党的政策时,我感到无比的愉快。

二、担任人民代表和人民陪审员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两届当选为人民代表。1980年末,我又被选为天全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被选为人民陪审员。这就使我有机会在退休后能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尽力。我在当选人民代表之后,利用各种机会和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在人代会开会期间,和其他代表一起,共同研究,提出一些关于修建城关道路和改善环境卫生的提案,受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现在北城街已修为混凝土路面,开辟了农贸市场,目前正在修环城的柏油路面。眼看群众的要求变成了现实,我感到高兴并深受鼓舞。

可是,做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我思想上就有些波折了。最初,我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成了依靠力量,我才会如此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可是,一想起我从未接触过法律工作,在法庭陪审,面对罪犯,如有什么差错,罪犯的亲友,可能找我的岔子。想到这里,我想推,又觉得不好推,决定硬着头皮参加几次,以后再找借口推辞。陪审工作相当艰苦,一开庭就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坐几个钟头,只有休庭十五分钟可以休息一下。肚子饿也只能忍耐着,一遇下乡开庭,往往不是中途淋雨,就是在露天坝晒太阳。我真不想担任这既得罪人又吃苦的差事。在陪审过程中,我在法院同志的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司法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提高了认识,工作信心随之渐渐加强,特别是在陪审的二十几起案件中,看到青年犯罪案件所占的比重很大,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这种教育,正是我作退休教师应尽的责任。担任人民陪审员,使我不仅可以从司法方面作些贡献,还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用以教育青少年。再加以时时想到自己是盟员,为党为人民贡献棉薄之力是应该的,于是就理直气壮地把陪审工作继续下去。

三、做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退休后我还被选为城厢镇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最初我也不大乐意担任,总觉得既麻烦又不讨好,并且,一想到要婆婆妈妈地走东街,串西巷,就觉得不是滋味,也非常不习惯。想到这些,就觉得见着熟人都不体面。所以最初几次开会,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可是,我走街串巷之后,我的这些想法就逐渐改多了。首先是深深感到群众对自己是信任的,做群众工作,为群众排难解纷,自己心情非常舒畅。其次,许多熟人见到我,仍然热情地招呼我,表示尊敬我。当然,也免不了有人用奇怪的或者冷漠的眼光看着我,有的还说我“退休了不会在家享清福”、“吃饱了饭,没事干”等等。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愿意为社会进步、为改变社会风气出力的,因而也是支持我的工作的。在文明礼貌月和人口普查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中,我们居委会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我心里就更加踏实了。下面分别谈谈在文明礼貌月和人口普查工作中的情况。

今年三月份,天全县开展了以治理脏、乱、差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我们这个地段,有积存多年未处理过的三处大垃圾堆,我在爱委会的领导下,动员地段各单位的同志和居民一起来清除。他们有人出人,有车出车。积极参加。有的地方属农业生产队范围,为了不妨碍农民备耕,我去邀请县中队的解放军同志支援。工具不够,我就向一些单位联系借用。多数单位都热心支持,特别是县养路段,不仅借出新工具,还三次派出汽车帮运送垃圾。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几天功夫就清除了三十几吨垃圾。各单位设置了垃圾箱。再也见不到垃圾遍街倒的现象。我又约同居民组长一起,连续几天挨家挨户地动员群众种花种树,我自己也在房前种了几十盆花,并给街上的“东风食堂”送去花种,帮助他们美化了环境。原来垃圾成堆的东段建设路,通过大家的努力,在文明礼貌月中终于焕然一新,成为清洁的地段。

再说人口普查工作。为了搞好今年的人口普查工作,去年冬天,我们居委会就按照上级要求着手清理户口。换门牌、对户口等等准备工作,忙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成立东段居委会人口普查的领导小组,我担任副组长。我们这个段所辖建设路的户口情况比较复杂、混乱。有的住户、户口在这里,人住在别处。有的住户,我们接连找几天都找不到人。为了彻底弄清情况,避免出现差错,我反复与居民组长一起逐户调查,并细心地一一核实。在本地段搞不清楚的,还到别处去核对,做到准确无误。最后,按时完成了任务。

四、挽救失足青年

我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年,对青少年有一种教师所特有的感情。有少数青少年在十年内乱中深受“四人帮”的毒害,分不清是非,看不清前途,先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失足青年,我们应当尽力挽救。其中有些还曾经是我的学生,这就使我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我担任人民陪审员之后,知道了一些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我就常常用这些材料对我周围的青少年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有一个小青年,原是我的学生,过去,由于交了一些小偷“朋友”,他也参加过偷窃活动。以后虽然就业做了理发店学徒,可是恶习不改。我见他只有十五、六岁就走上歧途,感到可惜,决心引导他改邪归正。我就经常请他给我的外孙理发,使他感到我对他是不歧视的,信任的,在感情上和我接近,从而容易接受我的教育,同时,我对他坚持正面教育,进行诱导。派出所的陈所长,商业部门以及该理发店的师傅们也对他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使他逐渐转变了。虽然有时他那些“朋友”对他威胁利诱,他也不动摇。不仅不再偷窃,并且在店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进步也快,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信任,担任了这个理发店的经理,还写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失足青年的思想也是不稳定 的,由于看见他有了进步,对他的教育帮助就有些放松,而他的“朋友”们却没有放松他。因而又出现了反复,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我还要进一步配合有关部门对他抓紧教育,帮助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正路上来。

我在教育我所能接触到的青少年的同时,也不敢放松对我的子孙的教育。今年“三·八”节前城厢镇镇党委评选我为五好家庭的好妈妈,县妇联在“三·八”节大会上还表扬、嘉奖了我。

从八O年到现在两年多时间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在退休之后,能够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退休生活就更有意义,他也会更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比起我刚退休的那种松松散散过日子的“清福”来,充实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各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给我们创造了为祖国为人民献余年的充分条件,我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我衷心感谢党。

我也感激盟组织。从阅读盟的刊物和参加盟的会议活动中,我深受教育和鼓舞,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的地位、作用和任务鞭策着我,使我随时想起盟是党的助手,想起盟员的责任,我就获得力量,去克服那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坚持地往前走去。

为“四化”献余年,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原民盟雅安市委委员、原民盟天全小组组长、原天全县人民代表  离休干部  李淑仪)